新华社记者袁汝婷

28岁的孟风雨，这两年几乎没穿过色彩鲜艳的连衣裙，也极少穿精致的高跟鞋。她总是穿颜色偏暗的素色衣裤，蹬一双便于奔波的平底鞋，背一个黑乎乎的双肩包。

孟风雨的黑色背包里时刻装着她的“宝贝”：签字笔、按手印的印泥、擦眼泪的纸巾、出差用的洗漱品小样、配型抽血管，还有最重要的——三到五份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签字文件。

这个1991年出生的湖南岳阳姑娘，是一名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，从2017年3月至今，她经手完成了90例器官捐献。

她的工作常态是：随时出发，奔赴各个医院ICU，与沉浸在悲伤中的重症患者家属沟通，提出器官捐献。

今年年初，在中国女子篮球职业联赛全明星赛上，五位器官受捐者组成了一支篮球队，年龄最大的54岁，最小的14岁。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器官捐献者——16岁的少年叶沙。

2017年4月，叶沙因脑血管意外导致脑死亡，他的父母决定捐出他的器官，而孟风雨正是全程参与、见证了此次捐献的协调员之一。

“我给叶沙买了一顶棒球帽，想让他看起来精精神神的。”孟风雨仍然清楚地记得叶沙戴上那顶棒球帽时帅气、安详的样子。两年前的五月，她陪伴着叶沙的父母，将孩子的骨灰安葬在湖南长沙凤凰山陵园。

“不是说捐献手术完成了就可以了。协调员的工作还没有结束。”她和许多捐献者的家属像亲人朋友般相处，时不时打个电话聊聊近况，偶尔还会上门拜访。

今年清明前夕，孟风雨和往年一样来到了凤凰山陵园。微微细雨中，她撑着伞，陪着捐献者家属、受捐者鞠躬悼念，时而俯身仔细擦拭着捐献者墓碑。

在凤凰山陵园安眠的555名器官捐献者中，有32名是孟风雨曾参与协调的。

“说实话，有时候我也很想念在临床工作的日子。”当被问及“如果有选择，是想当协调员还是想当护士”时，她想了想，轻声说道。

这份工作给生活带来的改变是显性的——

“我把所有大红大紫的衣服都收起来了。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需要马上出发，去见患者家属，沟通捐献。”孟风雨说着，摸了摸自己的米灰色外套。

更大的改变，是隐性的——

“以前我总是人群中最爱笑的人，天天傻乐。”当上协调员之前，她是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移植科的护士，是病人眼里最乐天派的女孩，接触的都是接受器官移植后充满希望的病人。

“现在，我不再是一个傻乐的人了。”担任器官捐献协调员的这两年，这个90后姑娘参加了数十场追悼会。“说实话，到现在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去安慰家属，只能拍拍他们的肩，陪着掉眼泪。”

面对悲伤从不是件容易的事，哪怕她总在经历，也并不会变得容易一些。甚至，反复沉浸于生离死别中，又将自己抽离的过程，会更加辛苦。

与悲伤同样难以面对的，还有误解。曾有ICU医务人员告诉她：“你一来我就觉得我们科又有病人要去世了。”无心之言，却让她怀疑自己“被当成了‘死神’。”

那为什么还在坚持？

面对这个问题，孟风雨讲述了一个故事：2018年8月，一岁的涵涵病情危重，靠呼吸机和大剂量升压药维持生命，父母决定捐献孩子的器官，最终，涵涵让两名尿毒症患者重获新生，两人重见光明。再次见面时，涵涵妈妈眼含泪水和孟风雨及她的同事握手说道：“谢谢你们，让涵涵以另一种方式活着。”

“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生命”，这是孟风雨克服艰难、跨越误解，继续坚持的原因。“因为我见过接受了器官移植的患者脸上那种重获新生的光芒。还有捐献者家属，他们得知亲人的器官仍在这个世界上帮助着别人时，脸上那种欣慰。”

中国的器官捐献环境正变得越来越好。用孟风雨的话说，“当我们提出器官捐献，骂人、推搡的家属少了，理解和尊重多了。”

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官网显示，截至2019年4月21日，捐献志愿登记人数已逾122万人，实现捐献23299例。

湖南省红十字会数据显示，目前湖南省登记在册的器官捐献协调员共有100人。

作为百分之一的孟风雨，这样诠释着这支队伍的使命：“我们是‘生命的摆渡人’，摆渡着患者的希望，也摆渡着家属的念想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