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艺人来说，人红才是非多。当然，也有多是非，变“红人”的，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吴鹤臣就是这样的例子。

按照德云社“云鹤九霄，龙腾四海”的排序，吴鹤臣是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的第二批弟子，但也确实非名角，此前一直籍籍无名，最近，却因为在公益平台发起水滴筹上了热搜。用某爬虫软件，以吴鹤臣为关键词进行搜索，在5月4日零点到5月7日零点间，单在网站和新闻客户端，就有近7000条相关信息，其中大部分都是与他的水滴筹有关。

这个事情本身倒也不复杂，作为一个籍籍无名的演员，突然遭遇意外，利用公益平台向外界求助，是无可厚非的，即便他是德云社的演员。然而，让网友和舆论表示无法接受的，是吴鹤臣的家人在发起众筹中，存在隐瞒欺骗。

吴鹤臣是因突发脑溢血而住院的，根据医生的介绍，这样的病情花费并不多，也就是在十万左右，而且吴还有医保。但是，吴鹤臣的家人，一开始就把众筹目标定在100万，明显有狮子大开口的嫌疑。吴妻后来将此解释为不懂规则，只是随便填了个数据。

但是，从其众筹说明中却看不出任何“随意”，不仅考虑到后续康复的理疗费用，甚至连未来针灸推拿、租房陪护的费用都考虑进去了。

让网友们更不能接受的是，随着吴鹤臣的私人信息披露，吴家人的隐瞒欺骗也浮出水面，比如德云社对吴有一定的帮扶，并非已经到了绝境，比如吴家在北京有两套房、有私家车，还有上十万的存款。这显然不是什么贫困户标准，但是，在此前的众筹说明中，吴家人给自己贴上贫困户的标签。

对此，吴家人给出了相应的解释，说房子是不能出售的公租房，车是日常要用。这些或许是实情，为何在众筹说明中不向网友公开说明呢？

众所周知，水滴筹是相对开放的募捐平台，很多网友只是基于对众筹说明的了解，作出捐助行为，如果募捐者有所隐瞒，按照央视评论，这就是诈捐。

这已经不是众筹平台第一次出现这样的“诈捐”，类似的情况也非少见，最“著名”的就是三年前的“罗尔骗捐”事件。三年前，一篇名为《罗一笑，你给我站住》的文章刷爆朋友圈，文章称5岁的罗一笑患有白血病，每天需要巨额花费，文章情真意切，许多网友通过微信公众号平台向罗一笑的父亲罗尔进行捐款，短短几天内就募捐到300多万。

但随即有网友爆出，罗一笑的父亲名下在深圳、东莞有三套房产，总价值超过百万；经过医保报销，罗一笑原本20多万元的医疗费，目前个人需要承担的金额仅有3万余元。对此，罗一笑的父亲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称，三套房子中有一套要留给儿子，一套在妻子名下，一套要留着养老用。罗父的话，瞬间点燃网友情绪，从最初的感动满满变成满屏的义愤激昂。

回到吴鹤臣事件来说，在得知吴家真实情况后，很多网友同样表达了愤怒。任何人都无法接受自己被骗，特别是自己的爱心被骗。一次次的被骗，造成的不仅仅是网友对骗捐者的愤怒，更将因此消解他们的爱心，让这个社会失却应有的温暖，众筹也将因此变成“众愁”。

基于人性的弱点，募捐人有意或无意的隐瞒，确实也难免。恰源于此，众筹平台便有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，这样的平台，不仅为个人寻求帮助提供了渠道，更能以第三方的身份进行信息审核，以实现对人性的纠偏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很多人之所以响应众筹，其实也是对平台的信任。

所以，骗捐行为的出现，除了对募捐者进行质疑外，众筹平台也难逃其责。事后，众筹平台也站出来给出了说法，其大意是，平台没有资格去审核发起人的车产和房产，只能要求发起人公开说明自己的家庭经济情况、去做公示。作为一个民间平台，因为资质问题而无法核实，确实也无法苛责，但是，当这个问题屡屡戳伤温良的爱心，我们必须从公共治理层面进行路径求解。

具体来说，就是如何建立针对募捐者和平台的约束和规制机制。一是平台的审核机制，二是违规的惩罚机制，三是法律的预防机制。从目前来看，申请众筹固然存在平台审核机制，但这些审核，大多停留在申请者的自我证明上，由于求证成本过高，平台方难以进行完整的求证。成本之所以过高，就在于信息共享机制的缺失，在互联网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，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并非技术难题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实在是非不能也，而是不为也。

从违规的惩罚机制来说，尽管有2016年出台的《慈善法》，但这也只是对募捐行为的规制，并没有约束个人求助网络进行募捐的行为。法律规范上的缺失，使骗捐者的违法成本过低，会让那些意图不轨者缺乏对法律基本的敬畏与行为约束。而在惩罚机制尚不健全的背景下，法律的预防机制更加显得空白，具体的立法工作也应尽快提上日程。

如前所述，众筹的慈善价值不能被否认，但当骗捐、诈捐行为频频发生，相关的规制机制迟迟不到位时，这种真假掺杂的众筹所伤害的，不仅仅是社会爱心，更是整个社会信任机制。纠偏众筹变“众愁”，它的路径依赖一定是将其平整到法治轨道上来，强化法规建设和监管约束，从众筹平台到个人层面，层层遏制，让类似的骗捐行为不再发生。

红网时刻特邀作者：正经八百